何志毅談“一幫一”災后鄉村家園重建計劃

《北大商業評論》執行主編何志毅做客人民網

　　何志毅，北大教授、博導，北京大學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商業評論》執行主編，北京大學貧困地區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中國中外企業社會責任同盟秘書長。
　　
　　7月30日14：00-14：40 《北大商業評論》雜志社執行主編何志毅談災后鄉村家園重建計劃 ，敬請關注並參與提問。以下為訪談實錄：

　　觀看視頻直播
　　
　　主持人：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人民網視頻訪談。汶川大地震牽動了世界華人的心，從抗震救災到災后重建的社會各界人員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在眾多的災后重建計劃中《北大商業評論》倡議發起的“一幫一災后鄉村家園重建計劃”受到了我們的關注，今天請到了《北大商業評論》執行主編何志毅先生做客人民網為我們談談這個計劃。
    
    何志毅：各位網友大家好，非常高興今天能夠到人民網作關於“一幫一災后鄉村家園重建計劃”的訪談，非常高興得到大家的關注。
    
    主持人：我看到您有一串的頭銜，我一一給大家介紹一下，何志毅先生是北大教授、博導、北京大學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商業評論》執行主編、北京大學貧困地區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中國中外企業社會責任同盟秘書長，非常多的頭銜，您帶著這麼多的頭銜，是什麼想法讓您想到了要做“一幫一鄉村家園重建計劃”？
    
    何志毅：雖然這麼多頭銜，無非是三個：第一我是一個學者，我是北京大學教授，我是教工商管理的。第二，我們做了一本雜志，我們為了使工商管理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搞了一個《北大商業評論》，我做執行主編。有一點點媒體人的性質。第三，在這個社會裡面，每個人都是一個公民，除了自己的本職工作之外，應該做一點盡社會義務的事，就是和本職工作沒關的。
    
    因為我們是教授，站在這個位置上，尤其在北京大學這個平台上，可能做的事情更大一點，所以我用我的影響力發起成立了一個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這些都是大公司，像思科公司、IBM公司、諾基亞、TCL、招商銀行、平安保險、萬科地產等等這些大企業聯合起來搞了一個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我作為秘書長，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事業。所以本職是學者，業余做一點雜志，為了盡社會義務做了這個同盟的秘書長。
    
    主持人：不管是從哪個角度，哪個身份來考慮您做這個“一幫一災后鄉村家園重建計劃”都是承擔了自己的社會責任。
    
    何志毅：這一次大地震發生以后，媒體紛紛報道，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2008年是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年，因為媒體對企業極其關注，要求企業對大災盡一些義務，包括捐款，盡一些力，提供一些專業能力，社會輿論非常強大。甚至有的時候還產生了“逼捐”的現象，不管怎麼說，整個社會非常關注富起來的地區裡的企業，富裕地區、富裕企業和富裕人群，應該說受到了很大的關注，有人說這是“企業社會責任年”。地震發生以后，也使中國的NGO得到了很大的檢驗，一方面我們覺得NGO的數量或者質量都還不夠，另外一方面，也看到有不少NGO在這裡還能起一些作用，所以有人又說這是“NGO元年”。我所在的這幾個組織，本身就有企業社會責任同盟在這裡，既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又是NGO性質的，因為我是一個教授，就更加關注這次的大地震、大災難。5月20號我就去了災區，到現在為止已經去了6次，最后一次是到成都，沒有具體到災區，因為和好多機構在那裡談一些事情，匆匆忙忙回來了。5月20號我就去了，覺得我不去不行。一方面，我們作為一個學者，也應該關注這次的大災難，看看我們能夠在這裡做點什麼貢獻。主要是調研、出方案這樣的貢獻。另外，我們作為社會責任同盟的組織，也應該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就到災區好多趟。
    
    主持人：您在那裡調研的情況是什麼樣子的，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何志毅：我去時，雖然已經不是救援最緊張的時期，因為5月12號發生大地震，我去時是5月20號，但仍然比較混亂，而且很危險，各種情況不太明朗。去了以后感受到地方政府最開始是救人，救人這個時期過去以后，就是防止堰塞湖潰堤，大洪水。再就是防止當地鬧事的人，再下來就是解決人民安置房的問題，現在進入解決農村農民永久性住宅重建的階段。5月20號我到那裡的時候，分析我們去了以后能做什麼東西，我們下去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志願者，因為我是一個教授，我應該更多的理性考慮該做什麼事情，以及更遠一點的事情是什麼。我去的時候就帶著一個問題，就是災后重建我們做什麼。所以下去看了以后，像大家非常關注的學校、醫院、孤寡老人、孤兒問題等事情，孤兒很重要，很揪人心，但是他還是相對容易解決的，尤其像學校、醫院，政府財政最終是要解決的，無非財政動作慢一點。孤寡老人、孤兒，整個社會都已經在關注了，社會力量發動起來以后，比較容易解決這些問題，有多少孤兒，整個社會一發動，很快就認領完了，有多少孤寡老人，也容易解決。5月20號我去了以后發現鄉村住宅毀滅性的程度非常高，所以我那時去方碑村，其實它是離綿陽不遠，綿陽過去是安縣，安縣過去是北川，大概是一條線，北川是比較引人注目，再過來是安縣，安縣過來是綿陽，方碑村離綿陽市隻有半個小時的車程左右，走進去一看觸目驚心，95%的房屋毀滅性倒塌，剩下5%幾乎也是危樓，不能住。整個整就剩下兩三座民宅，由於鋼混結構比較好，沒有倒塌，沒有成危房，基本上98%的房子都不行了。面積這麼大，災后重建到底怎麼辦？
    
    主持人：所以有了您的一幫一計劃。
    
    何志毅：對，當時估計全靠政府解決是不可能的，我們那時候在鄉下做調查，我們理性地決定，村民，尤其是農村，城裡也有一些人房屋毀滅了，城裡有一個好處，量小，比如都江堰市，這次災區裡面城市化最高的就是都江堰市，那裡的受災情況屬於城市裡面比較嚴重的，但是它小，面積小，比較容易解決，而且城裡人的房子再建以后是有價的，可轉移，可交換，可抵押，所以可以用市場的方法來解決。農村的房子是宅基地，不可交換，不可抵押，怎麼辦？那是最難的問題。那次下去發現，將來重建過程中，恐怕農村村民的住宅恢復重建難度是比較大的。
    
    主持人：您的一幫一計劃是通過什麼樣的手段幫助農村的農民重建家園的？
    
    何志毅：從那個時候起，我們就在村裡面做了很多調查研究，首先，調查到底毀滅性的情況怎麼樣，這個村子很容易，一眼看過去就明白了，全部都是瓦礫，倒的一塌糊涂，再一個，村民有沒有自己恢復重建的能力，到底有多少，一點都沒有，還是完全能夠恢復重建，還是介於中間，第三，外部能幫助他的條件有什麼，第四，他們將來的收益，假如外部幫他，用借貸的方式，他有沒有償還的能力，他有沒有償還的意願，他有沒有償還的保障，這一系列的問題都解決了，都搞清楚了，才有可能設計出一套比較好的方法出來。當時，我們在那裡調查，主要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后來，慢慢外部條件也清晰了，我們在村裡也做了大量的調查，往往這些事要很細致的，需要很多人，第一遍調查，發現這些數據不一定很准確，因為當時情況下，要問村民的話，可能會有一些不真實，他可能對外部的期望很高，一般來講，你問一個人的經濟狀況，一般人也都會保守一點，不能怪他們這些受災的村民。發現第一輪數據和實際情況可能有差距，我們再做訪談，再做調查，我們做了三輪的調查，基本上把村裡的情況調查清楚了。
    
   主持人：當初為什麼選擇方碑村?
    
   何志毅：這既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后面理性的考慮，當時我們沿路往北川走的時候，先看的方碑村，一看，觸目驚心，比我想象的更嚴重，當時我在那裡幫他們解決了一些日常生活問題，第一個進到村就是方碑村，另外想了一下，因為這個村很有典型意義，它是在地震區的山區平原交界的地段，村子的規模也是中等，450戶，1500人左右，房屋毀滅性的倒塌，而且收入基本上也是災區屬於中等水平的。偶然因素第一個進村就進了這個村，理性因素，就是覺得這個村蠻有典型意義的。
    
    主持人：目前在方碑村這個試點執行的怎麼樣？
    
    何志毅：我們摸清楚了情況，目前在政策條件下，政府基本上給一戶農民的災后重建款是2萬塊錢左右，村民自己能夠自籌的款，大概在1.5萬到2萬之間，我們做了一個平均數，大概1.7萬左右，村民自己還有一些存款，或者自己還能找一些親友借一點款，平均一下大概1.7萬。村民災后蓋一個房子，農村基本的住宅大概一戶人家是3.2口人，要蓋80到100平米的房子，差不多基礎性的住宅，先滿足人住，要放農具，還有放糧食的，還有放一些菜，基本上面積稍微大一點點，平均每個人25到30平方米。所以，農民的災后重建的住宅大概80到100平米的規模，平均每戶需要6萬塊錢，政府給了2萬，村民自籌1.7萬，離6萬塊錢還差2萬塊錢左右，有的人80平米就行，大概5萬到6萬之間，一戶居民平均缺1.5萬到2萬之間。我們想，如果靠他們自己是不可能的，反正就是3.5到3.7萬之間，如果沒有外部的幫助，或者靠市場的力量，依靠銀行貸款解決，他們災后重建是非常困難的。而且，到了冬天，現在因為是夏天，熱的話，晚上還可以，住在樹蔭底下、帳篷搭一搭，熱還是能夠承受的，到了晚上還能夠睡得著覺，但是冬天來臨的時候，因為四川的冬天還是很冷的，如果到了冬天還不解決村民的住宅問題，或者連點希望都看不到，會引發非常重大的社會問題，因為受災人口是1500萬左右，現在是450萬到500萬個家庭，所以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所以我們聚焦在這個地方，看看我們能不能搞出一套理性的方案，靠社會捐助或者半捐助或者靠一部分市場的力量能夠把村民住宅重建解決了，所以想出了一幫一計劃。它的指導思想就是如果我們能夠找到城裡的一戶人，把農村的一戶人當朋友一樣對待，你受災了，朋友借錢給你，但是不要利息，你慢慢還我就可以，反正我這個錢放在銀行裡，每家每戶都會有一些錢存在銀行裡面，居民存款數額是很高的。如果城裡一戶人幫農村一戶人，把他當作自己受災的一戶朋友、一戶兄弟，我有錢借你一萬到兩萬的話，這個問題從理論上講可以全部解決，因為中國現在13億人口，可以假設沿海地區富裕起來的人口大概10%的話，其實比這個更高，再10%就是更富裕一點的和更有愛心的人，1300萬。災區多少人受災？大概1500萬左右。數據是1450萬到1500萬之間。假設10%也是富裕的，也能夠自己解決問題，剩下也就1300萬。差不多都是450萬戶到500萬戶。理論上理想的狀態，城裡每一個富裕家庭幫助一個受災家庭的話，都借他一萬到兩萬問題的話，這個問題解決了。當然這是理想的模式，中間有很多問題，誰來組織，誰來實施，款怎麼貸，怎麼還有很多問題，我們試點意義就在於，如果可以在這個村裡試點成功，后面就有推廣價值。
    
    主持人：方碑村的試點有沒有具體的時間表，像您剛才所說的到了冬天，方碑村的生活就會比較難過了？
    
    何志毅：不僅方碑村，整個四川災區的村民都會非常難過了。
    
　　主持人：這個時間還是一個問題。
    
    何志毅：我們有一個比較樂觀的計劃，第一批願意參與試點的，我們這個方法不是捐助，如果捐助的話，有兩個毛病，一個就是肯定少了，城裡人借一萬到兩萬，如果城裡的家庭認為一定會回收的話，量很大，參與的人很多。我們做過調查，如果僅僅是捐，民間捐款已經700多億了，都是這些地區的人捐的，再捐這個數量可能性不太大，如果捐的話，就籌不到這麼多的錢。第二，如果白送，也不利於村民災后重建自尊自立精神的培養，所以我們採取借的方式。
    
    這個方案到現在為止已經差不多了，到了實施階段了。那個村子裡面是450戶左右的人，第一批願意參與這種計劃和有能力償還的，因為這裡還有一個因素，是他們准備搞統建，就是把他們建的更好一點，搞成新農村了，而且能夠省出100畝地左右。土地資源會更節約，所以第一批是231戶，我們准備8月8號奠基，100天之內建成，如果樂觀的話，9月8號、10月8號，10月底就建成了。第二批再啟動，有能力償還的，第二批再願意做的，可能有些不是統建，是利用小村落或者和他的田近一點，因為政府的政策是允許集中建，也允許原地重建，第二批可能是散戶，原地重建，我們再找一些方法，所以方碑村這個在今年12月以前全部解決。
    
    主持人：方碑村的試點計劃如果能夠成功運行，這個計劃在其他鄉鎮會不會也進行推廣？
    
    何志毅：可能性非常大，我們花這麼長時間做這個事情的意義在於它具備推廣價值，如果僅僅做好事做善事，以我們《北大商業評論》這麼一個雜志，包括我個人和周邊的教授、同學、讀者能夠幫一個村已經是挺安慰了，我們幫這個村，不是幫這一戶人，採取捐贈都是有可能的，我們到處要錢，你看，這個村不行了，我們捐款，幫他解決，他一家也就差一兩萬，我們大概全部幫他解決是六百萬到八百萬之間，平均是七百萬左右。
    
    主持人：現在已經有多少了？
    
    何志毅：如果捐的話，就是600萬到800萬之間也不是不可能的。我們為什麼搞“借”呢？就是覺得它才有推廣價值。如果捐，幫助一個村，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現在第一批的231戶，前幾天已經到了106戶，我們叫“認捐認調”了106戶177萬的資金已經解決了。我們計劃8月底全部解決231戶的資金，大概400萬左右，這是第一批的大概400萬左右的錢。如果這個能夠解決，至少我們解決前端的問題，就是村民自己有多少能力，政府能夠補助多少，缺口是多少，他自己還款保障在哪裡，你說他能還，我們要看家裡自有地是多少，外出打工的人是一個還是兩個，年收入是多少，開支多少，剩下來的錢是多少，有能力來償還。還有他的還款意願，最最重要是還款措施，這些都需要解決。如果把這個方案推廣的話，就有很多延伸的方案，比如有兩三家企業已經等在我背后在看我們這個方案，如果成功，他們就會演化出別的方案，有個大企業說，我還有一些錢想捐四川災區，我們就跟你這個計劃走，一個村大概500萬到800萬之間，小村兩三百萬就可以了。我捐，就捐給一個和我們合作的基金，這個基金照樣是借給他，回收回來以后，再去做別的好事情，這個錢就有兩種用途，企業是捐了，給農民還是通過基金去借，借完后再收回來，我還要幫你村裡做公共建設，比如說水、電這些村民的公共福利，但是這一輪的方法根據我們的設計都是借的，這是一種方式，就是我們借給農民，再收回來再做好處。這是一種變通的方案。
    
    第二種，企業可以拉它的合作伙伴，比如一個汽車制造商，他說何老師如果你這個方案成功的話，我動員4S店，一家店幫我解決一戶人家，我就把六七百戶的村解決了。還有一個跨國公司大企業跟我說，如果這個方案成功了，我發動我的代理商，他們有五六百個代理商，而且大部分都是民營企業，自己就是老板，如果一個代理商幫一戶人家，這個代理商就能救一個村。這個方案成功的話，是有可能推廣的。推廣到多大，理想是能夠解決所有問題，現實上肯定不可能，但是它總不是一個村，有可能一個鎮，或者幾十個村甚至幾百個村，如果我們好好發動，我覺得都是有可能的。
    
    主持人：您剛剛說的這一整套模式都是針對方碑村來的，如果移到其他的鄉鎮是不是需要變革，還是完全套用就可以了？
    
    何志毅：我覺得基本的模式是可以套用的，無非金額大一點、小一點。
    
    主持人：前期的調研工作量會不會比較大？
    
    何志毅：目前我們靠自己去調研，工作量非常大。將來推廣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找當地的小額信貸銀行來合作，不然這個企業派人在村裡一戶一戶地做入戶調查，前期是做試點，我們這些后台的方案設計者必須對農村的一手情況了解，所以我們做了很大量的工作，我們三個人待在那裡，一直待到現在，從5月20號我帶他們進村以后，我們帶了20個志願者幫村裡面做救災的工作，后來我們留了三個人就是做這個方案。現在我們已經在和當地的小額信貸銀行商量和后來合作方案的構想。真正大面積推廣的時候，不可能每個村都派很多人做這樣的工作，要依賴當地的小額信貸銀行，他們已經在那裡很長時間，而且依賴當地的村委會和鎮政府，村委會履行什麼職責，鎮政府履行什麼職責。再下一步推廣的主體是小額信貸銀行，由他們去做這個事情。
    
    主持人：您這個模式成功的標准是什麼？有一個問題我特別想問您，我覺得您也肯定考慮過，這個模式的成功與否，可能很大一部分還是取決於對整個中國社會的誠信的檢驗。您覺得以中國農民的誠信度是否會如期還款？如果不還款會怎樣？
    
    何志毅：這個方案能不能夠實施最關鍵的部分，如果說這個方案成功，必須五年以后才能說，我想大概兩三年就能說了，第一年我們可以看還款率是多少，第二第三，如果做的順的話，基本上可以看到五年后的情況。但是你真正成功必須是五年以后，哪怕你到底不還你，也不算你成功，就是這20%的錢收不回來了，所以要想真正成功，是在五年以后。但我們現在之所以要來做這個事情，我們是學者，我們現在就要站在五年以后來反觀現在這個方案有沒有可能，先從理論上証明它能夠成功的話，才能做。現在一切都在圍繞能不能回收這個環節來做。不用具體的展開。到了目前為止，我們還是很有信心，我們覺得它是能夠回收的。我們這個事情也在和村民反復地交流。放大起來就是你說的意義，如果放大來看，這個項目失敗，至少別人會認為，中國農民是沒有誠信的。我們做這個方案的時候，碰到很多的質疑，絕大部分都是懷疑農民有沒有還款的意願和還款的能力。我們先看還款的能力，本來一個地方不是很窮的地方，家家戶戶還可以，都是中等水平，這樣每年有能力還款的。剩下的問題就是他願意不願意還款。從中國社會的情況來看，有不少人做了一些小額信貸的實驗，效果都不太好，甚至在中國大學生中做助學貸款效果也不太好，就有人質疑，中國目前社會的道德水准、信用程度是不夠高的，但是我始終也抱著一個不信服的態度，因為尤納斯去年在孟加拉推行小額信貸，最后搞了孟加拉鄉村銀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當時設計這個貸款的時候，如果不是后面的事實証明他成功，絕大多數人也會是很懷疑的，他代理農戶，小額信貸，幾毛錢美金、幾塊錢美金，結果回收率基本上是99%。我們可以假設中國農民的道德水平、信用水平不會比孟加拉農民更差，無論受教育的程度、文化的傳統以及目前的狀況，我覺得至少中國農民、中國農村居民的道德水平不見得比孟加拉農民差。我們更多的應該認為，我們在設計這個方案的時候，可能沒有像尤納斯教授設計的那麼合理，那麼可操作。這一次雖然我們做這個事情是基於信任，要不然根本不可能做。但是，在操作過程中又要特別理性，因為不可能出現有10%的不還款的比例，這是不可能出現的，不能允許出現的。第一年還款，如果10%的人不還，就是一個信號，他一看，原來可以不還，第二年擴散變成20%，第三年變成30%，最后都不還了，所以我們對不還款的少數的人要有一些很理性的、很嚴厲的懲罰措施，這些都是設計在方案裡面，所以爭取讓它成功。
    
    主持人：我想聽聽您對這個計劃成功率的預估？
    
    何志毅：我們期望還款率超過95%，我們認為超過95%我們就是成功的。低於95%，這個模式是不成功的。
    
　　主持人：您有幾成把握？
    
    何志毅：我隻能預想，我應該也有95%的把握。
    
    主持人：一旦這個模式成功的話，您認為這個模式給整個災后重建，以及給整個社會所帶來的影響，最大的是什麼？
    
    何志毅：我覺得有兩重意義：一個是能夠相當部分的解決目前四川災區災后重建資金不足，以及方法的問題，就是能夠確實幫四川災區的農民最難解決的問題做點貢獻。第二，如果能夠成功，我會覺得非常高興有更大的社會意義在裡面，中國農民是誠信的。
    
    主持人：這個可能是更高層次的形而上的影響力，可能對您來說您會感到更加的欣慰。我們最后再來談談，您認為整個災后重建工作除了您剛才說的這個計劃，從大體的災后重建來說，您認為還可以從哪些方面加大力度？比如我們的政府可以做些什麼事情，在您的這個計劃當中，政府又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何志毅：我們作為一個個人，或者我作為一個小企業，我這個身份很復雜。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是一個民間組織，或者叫做一個社團。我覺得我們已經不能再對政府指手劃腳，我覺得這次整個救災過程中和災后重建過程中，政府已經起了很主導、很強有力的作用。但是在今天這個社會裡，我們不能夠什麼事都指望政府，尤其今年是改革開放30年，大家已經看到中國社會和30年前的社會很不一樣。我這個方案說了以后，我一個學生是唐山人，他非常感動，他說何老師你要缺幾十戶，我幫你到唐山去安排一次，他說我7歲時就遇到唐山大地震，十年之內我們都住在毛氈棚裡，就是現在的簡易房，比簡易房差，比帳篷稍微好一點點，是毛氈的，帳篷是塑料的，簡易房材質是板房，過了十年，政府才開始考慮這些人的住宅，現在第一年就幫村民住上房子，這是非常令我們感到很欣慰的事情。他說這231戶眼前還不能解決，我幫你到唐山組織一場演講會，給我們的啟示就是現在的社會和當時唐山大地震的時候已經完全不一樣，社會多元化了，有富裕階層，有獨立的企業，不依賴於政府的民間企業，有上市公司，有大量的NGO存在，所以這個時候，無論是NGO、企業、個人，應該起一個彌補政府不足的作用。政府是陽光，它的光亮有多大，咱們不去質疑它，也添不了多少的利，陽光已經普照，它的能量已經非常大，我們能做的作用就是像手電筒、蠟燭一樣，在陽光照不到的角落裡面做一些補充的作用。企業的力量比個人更大，企業手電筒一照，一大片，企業可以解決一個村庄的事情，尤其是大中型企業可以解決一個村的事情，甚至解決一個鎮的事情，作為個人我們可以解決一戶人，一個燭光照亮一戶人家，這個也行，所以我們做的事情就是補缺補漏。除了這個之外，每個企業還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首先從思想意識上來看，更要呼吁的是，不能讓大家感覺，在救災階段，媒體沒日沒夜報道時候我們感動得想做一點事情，現在這個興奮點轉移了，現在主流的媒體在報道奧運會，奧運會完了以后及主流媒體要花大量的時間報道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以及30年的反思，和對未來30年的展望，從政府的角度，從主流媒體的角度，不准備花太多的精力、太多的篇幅再去關心四川災區的事情，但是這次受災是很慘重的，相當於打了一場重大戰爭一樣，死難的人很多，損失也非常大，我們這些企業、這些個人、這些NGO組織應該長期關注那個地區，所以我提出一個概念，叫“非常狀態下的企業社會責任”，再延伸出來其實也有個人的責任，就是你能盡什麼力盡什麼力。對企業而言，我提出五個觀點：第一要非常態地去捐贈，不是一般狀態之下，有些企業說了一些捐贈上限是多少，他並不是沒有愛心，只是他把它作為一種常規的災難來看待。第二，能投資在災區或者不在災區的投資盡量投資在災區。第三能在災區採購或者不在災區採購的，你就在災區採購﹔能在災區招工或者也可以不在災區招工的盡量到災區招工等等多方面的，既通過捐助也通過市場的力量幫助整個災后重建。
    
    主持人：非常態的企業社會責任，這是您提出來的關於企業在這次抗震救災當中所發揮的作用。在節目的最后，我們談談一個比較可實際操作性的問題。比如我現在想要參與您的計劃，或者人民網的網友想要參與您這個一幫你的捐助計劃，應該怎麼去聯系，怎麼去參與呢？
    
    何志毅：目前我們有一個網站，在《北大商業評論》網站上面有一個列表，如果有誰願意參加的話，可以通過網絡。我們網站也有。如果看得不太明白，上面也有聯系電話、聯系人的有線電話和無線電話。或者說，網民、我們周邊願意參加這個計劃的人，可以直接上去，把聯系方式給我們，我們願意和你們聯系。或者我願意參加，你幫我們找一戶人。我們也會有工作人員幫助城裡有愛心的家庭去確定農村的那一戶人，我們有一套方法，就是把錢集中起來，打到一個戶頭，包括這個戶頭怎麼公開，全過程怎麼監控，全過程我們都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可以找我們《北大商業評論》網，就可以找到具體的方案網址。
    
    主持人：非常感謝您為四川災后重建所做的工作。
    
    何志毅：謝謝人民網給我們這個機會。
    
    主持人：最后請您和各位網友再道個別。
    
    何志毅：感謝網友對這個節目的關注，也希望網友能夠關心這個項目，不管是願不願意參加都關注這個項目，使這個項目在五年以后能夠成功。
    
    主持人：像何老師剛剛所說的，政府是陽光，企業是電光，我們個人就是一盞燭光，當我們所有的光都發出最大亮度的時候，我們災后重建一定能夠做得非常好。再次感謝何老師，今天的訪談到此結束，感謝您的收看，下期再會！